健康长寿、子孙繁盛，是人们对生命延续的美好期望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都渴望有长生不老之命、多福多寿之幸。长命百岁、福寿双全是各个阶层人们的渴望和追求，而繁衍子嗣则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体现。人们将这些祈求生命延续的美好愿望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，反映在铜镜艺术上，就有了体现子嗣兴旺、多福多寿的纹饰和吉祥之语。汉代是继战国之后，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，也是铭文镜兴起的早期，此时铜镜上已有“千秋万岁”、“长宜子孙”等铭文；东汉极为流行的神兽镜中，多见东王公、西王母等以仙人、神兽为主题的图案和文字，象征对长生不老、得道升仙的祈愿；唐代的花鸟纹镜中，常见双鸾、雀鸟、飞雁口衔绶带或颈系绶带的图案，以“绶”寓“寿”，也成为唐代铜镜一大特色。

从古至今，镜都被作为重要的爱情信物之一，被广泛使用。南朝徐陵《为羊兖州家人答饷镜》曰：“信来赠宝镜，亭亭似团月。镜久自逾明，人久情愈歇。取镜挂空台，于今莫复形。不见孤鸾鸟，香魂何处来”；李白《代美人愁镜二首》有云“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，烛我金缕之罗衣”。婚恋中的用镜习俗，对镜的纹饰有着重大影响，产生了诸多与婚恋内容相关的装饰题材。汉代日光镜中就出现了“见日之光，长毋相忘”的铭文，此后古镜中多有长相思、毋相忘之铭；唐宋年间婚姻用镜之习十分发达，镜中纹饰往往以对鸟形式出现，如唐镜中多有双鸾、双雀、对雁等，宋代多见双凤镜。明清时期婚嫁用镜的特征更为明显，如明代鸾凤和鸣镜就是嫁女用镜，清代又有双喜五蝠纹镜，其中心有一大的双喜字，也属婚姻用镜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开始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，“三公”即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分别执掌国家的行政、军事和监察大权；仅次于三公的“九卿”，是朝中掌握实权的政务官。这些人担任国家要职，享有丰厚的待遇和极高的社会地位，因此成为士大夫们奋力追求的目标。这种对权力和富贵的追求也被直白的表达在镜中，产生了诸如“位至三公”、“士至三公”、“君宜高官”、“士至万石”等铭文镜。自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，遵循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原则，摒弃了门第、权贵之限，根据考试成绩录用人才。自此，科举制度一直被后朝沿用，直至清朝末年，其间经历了1300多年。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致仕而光耀门楣，成为了古代书生及其家族的美好期望，铸有“状元及第”、“喜报三元”、“五子登科”等铭文的铜镜也由此出现。

除照面饰容外，镜还常被视作通灵、辟邪之物，用来镇宅驱邪，甚至随葬作镇墓之用。民间习俗中对镜的特殊用法被宗教汲取，并广泛用于宗教活动中。可以说，宗教的出现，继承并强化了镜的神异性，并很大程度上赋予镜新的内涵，使得镜在民俗中的表现更为多样化。佛教和道教作为我国传播最广、影响最深远的两大宗教，其传播和发展大大丰富了铜镜文化的内容。佛教所尊崇的佛像、佛龛、飞天、狮子、供养人、莲花、菩提树、婆罗树、迦陵频迦、达摩、观音像、准提咒、摩竭及“卍”字都频频“入镜”。道教对镜文化最为显著的影响，就是神仙思想的全面渗透。秦汉至明清的铜镜中，都可见大量的神仙形象图饰，如羽人、王子乔、赤松子、东王公、西王母、仙女、八仙等，有的还伴有相关铭文，其主题思想都是表达对神仙的向往，以此祈盼长寿升仙。

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，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意识和品牌宣传意识也逐渐增强，这一特征在铜镜上也得到了显著体现，如铜镜上流行“尚方作镜真大好”、“尚方作镜真大巧”、“尚方作镜佳且好”等款铭，还有“龙氏作镜”、“许氏作镜”等。到宋代，带有字号商标的镜铭大量出现，许多字号都冠以州名、姓氏，甚至还标明店铺所在地。此外，还有标榜制镜原料上乘的镜铭，如“汉有善铜出丹阳”、“和以银锡清且明”等；而“见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，“内清以昭明，光象夫日月”则着重宣传镜面光亮，反光性能好。可见，为了商品销路而进行的各种广告宣传，早在一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驾轻就熟了。